当“折叠上海”被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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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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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折叠就像麻花一样
就像郝景芳写的《折叠北京》一样，上海也是折叠的。
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是一年多以前，上海封城期间发生了很多奇幻的事，身价百万的金领和初来上海的小白领一样需要为抢菜而烦恼；上亿豪宅业主和蜗居老破小，在核酸面前人人平等……
还有封城期间上面发放的物质，让那些认为自己已经跟国际接轨的市民们，屡次见识到各种以为只存在于内陆地区城郊结合部的山寨油、过期米面、猪乳头肉和变质食品。
一开始，人们愤怒地以为是有人把外地的低劣产品拉到上海冒充保供物质，这胆子也太肥了。后来才有业内人士给出了更靠谱的猜测，这些山寨包装食品、肥猪肉，甚至是变质蔬菜水果、过期包装食品，上海其实一直都有——在10块的料理包外卖里，在苍蝇馆子的盖浇饭上，只是你认不出已经被剁成馅的它们。
大部分外地人对上海的物价印象都是一个“贵”字，实际上，即使在市中心的地方，比如静安黄浦徐汇的内环内的写字楼边，土生土长的居民还是能非常容易地找到10多块的盒饭或外卖，另外，上海还有大量的内部低价食堂。这个价格之所以可以出现在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也正是因为原料中掺杂了这些货源。
除非你说自己只进人均300以上的餐馆，或者只自己买菜做菜，那大概率（也不是完全）可以避免遇到它们。但上海人的月收入中位数为6378元，这个收入以下的相当一部分人都会遇到这一类“食材”，只是自己不知道。
这就是折叠上海，地理位置上，只有一个上海，但在生活圈子的意义上，有N个上海，跟小说里类似“旋转门”的折叠北京不同，上海的折叠就像麻花一样，彼此拧在一起，亲密接触，但彼此的悲欢并不互通。
只是疫情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一方面进入低价餐饮渠道的低劣食品，和进入平常人家的正常食材，都被积压在仓库中，被政府“一视同仁”地进行物质调配，最终混在一起；另一方面，大部分上海人，不管你平时上什么馆子，现在也只能“平等地”在家等物质分发，分到什么就是什么。
平时被折叠分层的“三明治”上海，被封控压成一张“大饼”上海，那些平时你见不到的“暗上海”，硬生生撞进了你的生活，把你之前的“生活茧房”压得粉碎。
幸好疫情只是非正常状态，疫情结束后的上海，又回到了折叠状态，过期米面和猪乳头肉再次从很多人的生活中消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可谁知道下一次“折叠被压平”是什么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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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上海靠的是生活方式的标签
折叠城市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人只生活在自己的层次里，不在这个层次里的生活，明明在你身边几米的地方，你就是看不见它。
上周看了一篇讨论中产生活标准的文章，有人说在家做菜，三斤牛腩加一些蔬菜，一共68元，然后有评论惊呼：牛肉这么便宜啊，怎么我买的要好几百？
别以为是刻意矫情，人家确实不知道，买东西都在OLE精品超市，里面最便宜的牛腩都是上百一斤。
上海的OLE精品超市，虽然每家都处于市中心的高档商业设施内，但每家出门一百米内，必然有20块的牛腩（供应附近普通居民）、20多的午餐（以附近写字楼初级白领为主要客户）、10多块的盒饭（专供建筑工地和底层服务业工人）。此人可能每天路过，但从没有想要进去了解一下的愿望，只是下意识的把这些排除在自己的眼神之外。
记得小时候，家附近一公里的所有商店、学校、厂房、医院，只要是公共设施，没有一家我没进去过，所有人都扁平地共享空间内的一切；
但现在的城市里，地理上的远近已经不是大部分人生活中的关键因素，互联网让城市折叠在技术上有了实现的可能，你可以每周去附近城市品尝不同小吃，但以你家为中心的500米内的各种店铺，你去过的可能不到10%。
小说里的“折叠”，被分层的是资源，而折叠上海中，也有上海的特点，被分层的是生活方式，
折叠上海靠的是一个个代表不同生活方式的标签，因此它是一个技术活，并不是商品标一个高价，就能进入上一个层次：外滩人均2300的高端川菜馆“明路川”，开了一年就关门了，但身处同一地标的人均差不多的主打宁波菜的“甬府”和法式餐厅Les nuages，生意仍然很好。
就像你有名厨、开在地标，装修顶级，但川菜这个平民化的标签，让这个价位的消费者本能地绕开。
当然，无论是折叠北京还是折叠上海，根本原因都是一样的——贫富分化在超级城市的碰撞中形成的相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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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不同阶层的人分隔在透明大泡泡中
首先要指出，并不是城市造就了贫穷，而是城市让贫穷凸显了出来。所以大部分城市里哪怕最底层的人，也不愿再回到农村中，那里的“平等”只是一样的穷。
我们可以更积极地看到，城市把穷人集中在一起，提供更多工作机会，更集约高效的城市共享资源，又能降低很多生活成本，城市正是为了解决贫穷问题而诞生。
只是这个过程中，富人比穷人得到的更多，也让穷人“显得更穷”，想要让大家和平地生活在同一个空间，折叠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小说里的折叠方案是上流社会10%的人口，占了50%的自然资源，中产和下层各占1/3和1/6，是为了解决不同收入差距的人对资源的分配问题，是一个非常“科幻”的解决方案。
但这种折叠太粗暴，很容易反过来又成为大部分人继续贫困的原因。
折叠上海的方案不是分层，而是把不同阶层的人分隔在透明大泡泡中，你可以窥见所有人的生活，但却无法进入，既能创造打破阶层的“海纳百川”的幻觉，又让不同生活泡泡里的人都有安全感。
不过，在小说中，三个阶层的通路并没有被完全封死，中产和下层社会的人都渴望跨阶层向上流动，并且认同那些努力向上的人，也有很多人实现了向上流动，在冰冷的科幻设定的基础上，人们希望犹存。
而折叠上海的泡泡设计，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阶层向上的努力——比如当你在弄堂里的小餐馆吃完一份20块的混杂了山寨油过期米面猪乳头肉但在调料的掩饰下显得味道还不错的盖饭，回到写字楼，觉得自己也可以在上海有一席之地时。
为什么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去工厂了？因为工厂通常在偏僻的郊区，工作场景是封闭的车间，工作内容是机械重复的劳动，活脱脱是小说中被折叠的下层社会；而外卖小哥穿梭于折叠上海的各个肥皂泡之间，时间安排完全自由，给他们自己可以轻松拥有一切的幻想，一定程度上消减了这种贫富分化。
如果小说中的折叠是《1984》，那么现实中的折叠就是《美丽新世界》。
折叠城市面临着一个终极难题：城市有助于消除贫困，却让阶层矛盾凸显；折叠有助于消解阶层矛盾，却无法长期维持；真正的要解决这一矛盾，还是要回到更重要的事情上——社会阶层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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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分化与阶层流动
无论是上海北京，高度折叠的前提是全国的人口基数，以及相对自由的流动，每年无数人离开北上广深，又有无数人带梦想进入。
一线城市的外来人口中，农民工是最大的群体，在城市有工作时，属于工人，在城市推动工作后回到农村，又变成农民，土地相当于农民工的失业保险。
此外还有大量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城市更能提供上升通道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这种底层人口的不断换血，为阶层矛盾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的渠道，也让城市的折叠维持得更久。
反例是香港，香港居民无论失业、就业、破产、发达，都很难自由转移居住地，离开香港就是移民，要付出比离开北上广深更大的代价，社会阶层的矛盾只能越积越重。
当然，靠社会底层不断“换血”，只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过程中的方案，而非治本之道。
美国是全球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发达国家最高。虽然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却能长期在吵吵闹闹中保持高速前进，引领全球科技产业，其原因正是较高的阶层流动。
美国的全球社会阶层流动性排名全球第22（中国为47），美国的前20大富豪中，有11位出身中产阶级或者贫困家庭，白手起家，财富完全来自于自己创立的公司；美国自二战结束后的14位总统中，10人出自中产或者贫困家庭。
贫富分化是人类社会每一次大崩溃的核心原因之一，但贫富分化也可以成为激发人的创富动力、让社会保持前进的动力之一，城市折叠提供了一个缓解矛盾的权宜之计的社会环境，更根本地解决之道还是社会阶层流动，让身处底层的人也能看到向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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